不习法理，无以效职，把熟谙法理作为选拔官员的重要条件之一。
全过程人民民主思想最早来源于全过程民主这一政治理念。可见，从全过程的视角来认识民主存在和运动的特征，已经成为国内外政治理论关注的重点。
此外，在我国现行政治制度下，基于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机制自1954年全国人大产生之后始终伴随着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的全过程，因此，全过程民主包含了对协商民主作为人民民主的基本制度内涵的连续性的制度要求。新华社至多只能称全国人大受权发布才符合宪法关于宪法修改的制度要求，这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协所发挥的协商作用只是人民民主决断机制的前提和条件，而不是人民民主中民主的一部分，协商与民主在行为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三、协商民主应当伴随全过程民主的始终 协商民主是我国现行宪法所确认的人民民主的一项重要特征。但集中如何尊重民主所形成的结果或结论，这里最有效的保障民主成果的制度手段就是协商。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是通过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实现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序言中对过于激情化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无序民主作了无情的批判，他指出: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以实际能够保持这三大权为正义。
至少杨氏没有像严复那样把man译为民。当我们说人的自由是天赋的，就是说这种自由来源于自然赋予，不可让渡和不可剥夺的。比如《安徽白话报》1908年发表的短评《烟鬼的人权也没有了》，文章称：禁烟章程内，本有诉讼一条，州县衙门，一切讼案，凡吃烟的人，都不许作原告……我吃烟的同胞听着，你们为了这口大烟，把天赋的人权都要被夺去了。另参见刘志强：《民国人权研究状况的考察》，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5期，第46-57页。
[xviii] 杨廷栋（1878-1950），江苏吴县人，1897年入上海南洋公学学习，1899年被南洋公学送往日本留学。若疑关系人权之事项非宪法中所能包举无遗，则请就重者、大者、世所共见者先规定之。
[lxv] 函归绥观察使：晓岚仁兄先生鉴民国建设百端待理尤非整顿司法不足以保障人权……载《山西司法汇报》1912年第4期。1875年他在所著《国体新论》中首次把natural right（自然权利）译为天赋人权，加藤由此被尊为日本天赋人权说的首倡者。[xvii] 首期封面印有每月一回华历十五日定期字样。人权是基于道德观念的。
人权概念及其思想真正进入初春。其二是私有财产制度设最高额之限制。除极少数学者对性法作了中国式的理解，算勉强接近于自然法的含义之外，[xi]当时的中国人几乎不理解什么叫自然法。随着社会进步，民权一词也较早流行。
其二，人权的天赋本原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天赋被理解为非科学的论断。这在中国是一种自然观念，在西方则是一种自然法观念。
如前所述，1895年起人权词语逐渐进入中国，出现被泛化的误用。[lxxxvi] 参见王官寿：《本省赋税问题讲稿》，载《江苏省政府财政厅验契处特刊》1928年第16期，第111-137页。
而梁启超呢？早年的梁启超笔下，先用民权，后来他又将民权与人权混用，最后才把人权与民权分离。先形象地把权与称物之铁质器（秤砣）相比拟，天所赋予人之权，既循乎才质而自有其节制，即其人所处之地位亦各有其节制，天赋人权之说正以深明立宪本义，并且指出人者人人也，非一人也。袁世凯查禁乱党人权急进社的个别性动作，却普遍地导致中国人权议题遭遇了漫长的严冬。[iv] 根据徐显明的考证，使用人权语词把天赋人权作为一个完整概念予以表述的，则是通晓英、法两国文字的加藤弘之。徒以概括规定欺吾国民也。这是对人权所包含的针对国家权力防御性权利的准确诠释。
[xlix] 因此，人权一词在中国使用有三个特点：其一，人权以个体的人为主体，在中国的语境下总是被抽象地接受，成为集体或整体意义上的主体，所以就与民权通用了。在这里，自然权利与公民权利是明显被分开的。
[xiv] 有学者细心筛选出严复论及卢梭或契约论的38条（段），归类于三种：赞赏卢梭思想、介绍卢梭思想和批评卢梭思想。他认为人权是人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不是任何外界的恩赐。
[xliii]第三，民权主体国民或公民是一个群体，因而是抽象的。比如1912年谈论妇女权利时用女子人权。
1906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1929年，出资组织普产协会，起草了《普产主义协会宣言》。概念由其含义和用途来定义，在与其他概念的争斗与磨合中逐渐清晰化，并成长出它的独立意义。前者其条文或作在法律范围内有某项之自由，或作某项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
[xlii] 王人博：《民权词义考论》，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1期，第32-33页。在他看来，这个时代更需要重视积极型人权
[xxxiv] 梁启超：《新民说三：第十一节，论进步》，载《新民丛报》1900年汇编2，第1期。参见王锐生：《天赋人权论评析》，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第4页。
[vi] 同上注，徐显明文，第13-14页。认为天赋人权就是人的自然欲求的社会表现。
[vii] [英]詹姆斯·格里芬：《论人权》，徐向东、刘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1916年第2卷第9期，发表一篇《宪法上规定人权之立法例》，[lxxxii]此文发表于袁世凯死后的9月15日。人权是自然权利，是不可让渡的权利，它不局限于实定法，更在于自然法，因而可抽象在理念之中，有必要以实定法作概括性兜底。康有为1902年在《大同书》大量使用人权。
诸公为国民谋幸福者三思之。[lxxx] 南方政府只在极个别情况下才用人权概念，比如1918年，广州看守所有位在押人陈勋呈称，该所员役对于在押人等肆威虐待等情。
其二，从权利性质本原来看，人权是自然权利。基于这两方面的背景，就不难理解为何西方的人权到了中国近代梁启超等思想家那里就转化为民权了。
人权宣言距今已一百三十年，至今还是这样。参见颜德如：《严复对卢梭社会契约思想之批判的分析》，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41-47页。
